對於一個日後長期以寫作作自試煉的人來說，我有時不禁在想︰崇
基的日子對於自己真的有任何明顯的影響嗎？而活在崇基和大學的
生活又有既既重疊又分離的部分，往往令人不容易分清底蘊。但如
果我可以用一句最大而化之的說話加以概括，希望能借用陳冠中的
小說名句︰甚麼都沒有發生。
甚麼都沒有發生
我是八六年進入中大，而於九零年畢業的。大抵任何一個在八十年
代攻讀大學的人，都切切實實感受到悶出鳥來的氣氛。有時候，當
我讀到楊澤主編的一系列台灣不同年代回顧文集︰《七零年代——
理想繼續燃燒》、《七零年代——懺情錄》及《狂飆八零——記錄
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總不免感到有點空虛，好像自己的「狂飆
」年代甚麼都沒有發生。是的，一方面和呂大樂相若，我同樣期待
有《狂飆八零》式的香港回顧經驗文集出現，但又擔心不知可有甚
麼值得一記。
這種沉悶的氣氛，令我在日後於閱讀黃碧雲小說時，彷彿多了一重
理解的角度。對人文學科的學生來說，對國家政治問題，無可避免
會有一重關切之情。黃碧雲透過個人經歷，融化成小說中的歷奇世
界，主人翁不斷一頭栽進政治波瀾起伏的地方，人物愈拼命去超越
自身的局限，益發教人感受到背後對身處環境的不滿。那份要使出
全身之力去力拼生不逢時的狠勁，看得人坐立不安，也逼人要重新
思考自己的立足點。
藝術就是政治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的而且確選擇藝術的追尋來稍解心結。事實
上，我的而且確是從高達《中國女孩》(The Chinese Girl, 1967)、利
維特的《瘋狂的愛情》(L'Amou Fou, 1968)、哥斯達•加華斯的《大
國家》(Z,
1968)、丹尼•賀巴的《逍遙騎士》(Easy Rider, 1969)、安
東尼奧尼的《無限風光在險峰》(Zabviskie Point, 1970)乃至《胡士托
青年音樂節》(Woodstock, 1970)的記錄片，去嘗試了解六八的風暴年
代。
電影在一齣接一齣似懂非懂的狀況下囫圇吞棗地咽下，反觀家裏的
甚麼香港學生運動文集卻一擱便十年，到今天仍沒有仔細翻看過甚
麼片段﹙當然大島渚探討學生運動的傑作，乃於日後才得目睹的經
驗〉。後來便是六四。
六四對我們那一代大學生來說，是一件未曾準備好的突發事件，我
們對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無甚認識，甚至於集會時應唱及不應唱甚麼
歌均亳無頭緒，惹來部分講師的嗤之以鼻及出言斥責。
但後來我發覺那不是借口，我們未準備好面對六四事件的衝擊，相
信絕不會較王丹來得難應付。而王丹的磊骨氣，教每個人明白到一
切都由自己決定；日後輿論鄙棄的柴玲乃至吾爾開希，皆不過說明
了公道自在人心。
而在經歷事件的同時，我相信也催化了同代人必須選擇好自己的位
置以態度。選擇了藝術就是政治的立場後，或許才可以解釋到日後
為何村上春樹的作品出現，可以如此直擊人心，教人難以掩卷止息
。
村上春樹早期的作品，一直為小說的背景設計一個學生運動風起雲
湧的大學年代，而主人翁又往往是旁觀者，從學生運動中得到的刺
激又秘而不宣，甚至表現得十分放浪形骸似的，仿若故意要抬摃。
但小說的人物往往在日後的成長歲月中，不知在哪一段時期，忽然
便會出現和求學時期欲斷難斷的微妙影響來。
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只不過讓它潛伏到我們的「陰影」世界
裏去了吧……。
我們的交友方式
回到崇基，我的崇基印象其實等同於我在明華堂的日子。由八七至
九零，我在此渡過了三年，每年除了農曆年門關門休息的數天外，
都必然久居於宿舍裏（暑宿依然賴死不走）。戲劇化至最後一年，
我已是畢業生的身分，且覓到一份在天后代課的工作，但仍要每天
出出入入回宿舍過活。我想不出另一個說法來形容對宿舍的感受—
—我十分十分愛明華堂的宿舍生活。
我們在舍堂共渡過太多難忘的日子︰為友人的失戀不知喝了多啤酒
來相濡以沫；三更半夜如何在馬料水碼頭睡眼惺忪人車不辨路地胡
混回來；在大埔的酒吧外又或是友人房中照顧吐得一塌糊塗的醉中
人；為不明不白的離去而無限神傷；為互相虐待的遊戲而玩得興高
采烈；還有感謝賜我們無限歡笑及力量的《蓋世豪俠》，神啊！周
星馳……。
不過後來一位師姐的死訊，才令我重新反思那段日子的生活內容。
Alieen是我大學舍堂中的師姐，我仍保留一張與她的合照，相片是
在她行畢業那天拍的，大約是八八年的事。九四年她在法國據說於
騎馬時墮馬喪生，相片成為我剩下來對她憶記的憑依之一。
如果不是她遭逢意外，我或許未必會再細看這幀相片。相片的其中
一個「刺點」（借用羅蘭巴特的概念），是在背後凝望著我與Alieen
的其他宿友。到今天我已不敢百分百肯定記憶她們的名字（噢，又
一個十年了），甚至活在何處乃至生生死死（正如誰又會猜到Alieen
會遇上意外而猝逝），觸痛的或許是大家都不會再相遇，甚或是生
死也未必會聞問。彼此都將要逝去，包括相片中的我；這倒不是困
擾我的問題，而是那段美好的日子（當然包括其中的人與事）都一
去不返了。
嘻嘻哈哈的擦身而過
最近看馬家輝的專欄，找回朱天心為王宣一小說《天色猶昏，島國
之雨》所寫的序來看，仍然心驚動魄。朱天心談到和詹宏志夫婦（
王宣一是詹宏志太太）的交住，說道：「數年間，我們群聚宴飲無
數，從來不談正經事，不談各自的「理想」，不談各自的過往，不
談個人私隱的感受，我們甚至不談文學、不談彼此的作品……是這
樣的交深言淺，只因為我們以為自己「遍體鱗傷」，再不能，也不
願負荷任何稍稍沉重的物事，好的壞的。」
這種觸目驚心的中年交友方式，想不到也是我們當年的來往表白。
或許是我們早已過份世故，又或是太清楚身處環境的限制，又或是
自以為已「遍體鱗傷」，於是竟然得出同樣的結果——大家不談正
事。十年來我只會和林耀強攻打四方城，甚至有出席他的婚宴，但
卻從沒問及六四時他在廣場上的感受。眼看著宿舍的情侶分分合合
，也無力亦不敢探問一二表示關心。我嘻嘻哈哈的渡過了那三年快
樂的宿舍日子，卻從不敢向宿友表白寫作是自己的終身理想。我們
習慣了以適當的手法來表達情感。連真心之言也要經過酒後的計算
才敢吐出。回頭看來，這便是我最大的遺憾。
仍是甚麼都沒有發生
正因如此，在個人及社會層面上，其實很大態度上均選擇了旁觀者
的角色，致令我在崇基的日子好像總有點缺失似的。但其實這種所
謂的遺憾，也是很相對的；正如陳冠中所云：快樂是甚麼都沒發生
，而不快樂亦是甚麼都沒發生。如果從前的我有放不下的地方，那
正是後者不快樂的意義；但如果不是由此得到體會，自已又不會曉
得日後透過和同道友好的相互刺激，而充分享受寫作的美好經驗。
到頭來一切仍可看成為甚麼都沒有發生（雖然自己已經歷了不少事
），但自己的軌跡卻終於清晰可見。借用友好張偉雄的人際關係「
惑星軌跡」論：我們每個人都是一顆惑星，彼此有不同軌道也可並
行相馳——而崇基、明華堂、八十年代和我便如此這般地交會了好
一段日子。
（二零零零年四月特為崇基五十週年校慶而作）
